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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产业时代如何发展教材出版
时间:2010-09-14 21:00:14  来源:鼎信出书网   作者:admin

教材出版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核心价值取向,教育的发展与教材出版休戚相关。60年来,教材出版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如今,在转企改制进入深化阶段,出版形态对出版业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出版资本加快运营的出版产业化,教材出版再次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近日,《中国出版》记者采访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25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教材出版怀有特殊的感情,法律研究工作、出版研究工作使他对当前出版业的发展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
 
如何寻找核心竞争
 
  《中国出版》:建社近2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虽然地处西部,但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学出版界,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您能谈谈其中的体会和感受吗?时代  周安平:1985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我就进入出版社任副社长,至今已经从事出版工作近25年,同时我还从事相关的法律研究工作。据我观察,出版社要获得长足发展,首先应该着眼于寻找核心竞争力。而知识产权便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无论出版哪种类型的图书,我们都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原创性越强的产品,总是优于同类产品的发展。因为只有知识产权不断创新,产品才能获得永远的创造力和永远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出版》:那么,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打造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周安平:这需要我们理清出版社所处的内外环境,由此确立出版社的产品结构和人员结构,具体地说可以细化为五个因素:一、企业的发展应当建立在国家对本行业的政策结构的基础上。所谓政策结构是各地各部门与本行业相关的政策系统,与出版业相关的政策,上至中央的相关政策、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的政策,下至省市的地方政策乃至主管部门对出版社的政策。应充分发挥政策对于本行业的利好,从而获得发展的先决条件。二、有了政策,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产品,因为产品结构决定了出版社的定位和发展优势。三、产品结构也决定了出版社的经营结构,有什么样的产品,便需要什么样的经营队伍,什么样的经营渠道和方式。只有建立与产品相适应的商业模式、经营模式和经营结构,产品才能顺利走向市场。例如,以畅销书为主打产品的出版社走教辅的经营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四、上述三大要素要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人。产品结构和经营结构决定了我们的队伍结构。五、产品结构、经营结构、队伍结构又最终决定了分配结构和激励机制,如何让队伍保持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应该在分配政策上向重点、向特色倾斜,让强者更强、让能者更能。正因为考虑上述五方面的因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以重大项目为龙头,以教材建设为中心,以艺术图书为特色,以学术品牌为支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规模经营求发展”的出版理念。总署  《中国出版》:产品结构最终决定了出版社的经营结构、队伍结构和分配结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教材建设为中心的产品结构是如何形成的吗?
  周安平:从建社那一天起,我们都在坚韧不拔地走教材出版之路。西南师大出版社创社初期面对的发展条件并不是特别好,地处西部、交通不便、外界交流较为困难,经济较为落后,观念比较传统,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对外要面对市场竞争,对内要面对这些具体限制,所以出版社开始规模比较小。最初选择教材出版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市场面比较广,但是在这些年的探索和实践中,我们逐渐发现了走教材出版之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首先,大学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这就决定了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教学服务,教学最原始、最核心的载体便是教材。所以大部分大学出版社都具有教育出版的特点,西南师大出版社也不例外。其次,大学具有编写教材的最优质的人力资源和专家资源,是教材编写的学术支撑,也是最重要的编写队伍基地。此外,在经营上,教材发行多为批销式,结构比较明晰简洁,能基本预测市场,书款回收规律性相对较强。这些都将不断推进出版社的良性发展。  在这样的认识下,我社在教材出版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早在1986年,我社就与四川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国家规划的内地版义务教育教材,承担了其中10个学科,并在1993年全部获得教育部审核通过。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在1993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版社放弃了教材出版的中心,只要有经济效益,什么书都出,于是出现了违规现象。出版社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也正是因为这个惨痛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明确以教材出版为中心的出版结构。所以概括地说,1993年之前,是我社教材建设和推广的探索阶段;1993~1998年出版社逐步调整定位,确立发展思路,是教材出版逐渐复兴的阶段;再此之后,教材出版走上了成熟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一直在寻找行业发展的规律,并按照规律来发展出版社。
产业化挑战教材出版
 
  《中国出版》:随着出版社转企改制的深入,教材出版将进一步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出版社不但要把教材编好,还要使教材顺利走向市场。此时,我们将如何来应对转企给教材出版带来的挑战?
  周安平:转企改制把文化分为公益性文化和产业性文化,相应地出版社也分为公益性出版社和产业性出版社,这对社会发展将会起到深远的作用,我们积极支持改制。因为只有通过转制文化才能成为真正自主性的产业,文化建设多元化、多样性才能实现,从而才能适应广大人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同时,作为出版企业,通过自我发展、自我创新,通过科学管理,逐步让个人利益和单位发展融为一体,这样的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当然,在很多人看来,教材出版一定程度上带有公益性的色彩,在转企改制后完全走入市场化运营,它是否能够健康生存和发展让人忧虑。其实,我觉得教材的公益性主要是体现在内容上。我们的教材需要特色化、科学化,具有创新性,要体现国家意志,要成为民族文化、科学知识的典范,也要成为展示专家学者创新成果的载体。但是在尊重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我认为教材出版还应注重个性和特色,没有多样化的教材,就没有多元化的教育,也就不会实现优质教学。同时,这也是教材在市场化大潮中生存的法门。因为图书出版竞争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竞争,教书育人首先应当选好教材,创新性、特色化、科学性的教材必然会为社会所认可。这样的教材既兼顾了公益性,又能在剧烈的市场化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中国出版》:相信在转企改制后,教材出版的发展又将走上一个崭新的阶段。除了体制机制上的挑战,我们还迎来了出版形态的冲击。有人指出,“将来的教育将是一个数字化的教育,数字化教材将成为主流”。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周安平:对,近年来,很多出版社都一直在苦苦探索数字出版发展之路。我认为教材的数字出版还是离不开传统教材,如果离开了传统教材,数字出版就没有了依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阶段的数字出版首先应该是着眼于服务,而不是产品,真正的产品还是传统图书出版,这是教材数字出版的源头,教师和学生是终端,而数字出版给两者提供服务。
  《中国出版》:您对数字出版的理解很独到,能具体展开谈谈如何实践这样的理念吗?
  周安平:就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例,目前我们主要的工作包括:建立一支队伍、打造两个平台、建立三个数据库。首先是建立一支在技术平台能满足数字服务、网络化服务的队伍。其次是建立两大数字平台,为新课程标准和教材服务的数字化平台,为艺术教育、高校教材提供增值服务的商务平台。主打三个数据库:第一,是围绕基础教育资源所建立的数据库。我社承担了国家“十一五”中西部教学资源数据库的课题,依托此课题和新课程标准的教材建立集教材、课件、教辅等在内的数据库,目标是为教师培训、教学需要、学生自学服务。第二,业务数据库,它包含了所有的作者、相关经营客户的有关数据,为作者和销售客户服务;还包括管理平台数据库,社内从编辑到库房的每项工作都在平台上有所显示,实现权责明晰,资源共享。第三,建立25年样书数据库,这不是仅仅当做资料保存,而是可以根据需求,检索、分解、提取其中的内容。以上形式均建立在海量信息的基础上,初期提供免费服务,等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发展为增值服务。当然作为出版企业,我们在未来会慢慢地过渡到商业化模式之路。  《中国出版》:请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实现数字出版的商业化模式之路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和规划?
  周安平:目前我们规划,立足于教育,通过打造四套数字产品,来实现商业化之路。首先是创建智能题库,所有的课程无法离开教材,而所有的教材又离不开题目,所有的学生也离不开考试。教育出版的商业模式,很多都落实到“题”上。在数字出版上,我们发展了这一思路。我们打算建立海量题库,并把题库和新课程标准相结合、与教育评价相结合。让题库根据需要自动生成各种等级的“题”。使用者通过产品检测到知识掌握情况,根据使用者的操作情况,产品又能有针对性地重新生成题目,直至使用者完全掌握相关知识。所以我们的理念是,人人都可以通过这个产品获得个性化的学习、智能化的教育、优质化的教育。我们理解未来的课堂可以分为两类:面授课堂和数字课堂。前者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教育,提高国家的整体文化水平;而后者可以帮助每个人不断追求自己的极限,获得个性化的发展。目前这一数字产品,正在培育市场阶段。其次,在线服务产品。此产品的理念是希望建设教育资源大超市,让家长、学生、教师都能在其中获得资源。通过使用此产品,帮助教师成长为优秀的教师,帮助家长成为优秀的家长,让学生成为优秀的学生。比如我们可以开设公开的名师讲课在线栏目,让全球华人都可以通过此产品聆听全国最优秀的教师授课。目前,这一产品仍存在一定的技术问题,海量资源的打造也还需一定的时日。此外,我们还打算构建一个感受艺术的社区,因为科学知识让我们有了发展的基础,而艺术能让我们的情操和素养更加丰富,生活更加美好。最后,我们还打算创建一个知识竞技产品,为学生学习提供一个学习竞技场。让学习和娱乐、竞赛相结合,实现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的互动。
  可以说,我们打造的都是基础资源,再通过互动资源来源源不断地扩大产品的内涵外延。知识是个静止的、平面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转化为智慧,再把智慧转化为财富。我们的理念是国家解决了公共教育资源,数字课堂能解决个性化教育、多元化教育,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竞争的最高境界是合作
  《中国出版》:有人认为教材出版是块大蛋糕,无论是各大出版集团还是专业出版社,抑或是民营文化公司都希望来分一块,相信教材出版的竞争将会愈演愈烈,如何才能应对这样的竞争?  周安平:商场如战场,商场不相信眼泪。出版社要在教材出版竞争中占据优势,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出版社怎么样构建自己的产品;二是出版社能不能掌控市场,这就要看能否很好地借助政策。但我认为,竞争的最高境界便是合作。当竞争到一定程度,接下来就需要平衡发展、和谐发展、联合发展,这样才有利于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出版》:您能具体谈谈合作对出版产业发展的意义吗?
  周安平:产业在初级阶段的发展往往带有一定的血腥竞争,必然经历一定的优胜劣汰。但是当产业发展进入高级阶段,这种血腥的竞争便可以化解。因为社会各行各业,在完成初级阶段的发展后,往往都会探索向下一个阶段发展的动力。我认为此时最需要的便是解放思想,开门办企业。改革开放促成了国家的大发展,改革是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开放是打开国门,面向世界。对于出版企业也一样,一方面我们需要改革内部激励机制、创新体制,获得动力;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面向整个社会,开放式办社,把全社会能够获得的资源联合起来发展。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此时需要领导者考虑怎样把产业整合起来,如建立股份制公司等方式,以减少内耗,这就是结构性的调整。这也是产业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04年就与人民出版社、云南出版集团、香港新华集团合作,在2005年成立了北京和景文化公司。在这几年的探索中,结合合作单位的特点,慢慢形成了以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为目标的出版思路。例如“国学丛书1000种”、《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等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中国出版》:明年是西南师大出版社成立25周年,出版社将以何种形式来总结这25年的发展?
  周安平:对于一家大学出版社,我们走过的这25年确实很不容易。今年又是新中国60华诞,我们希望把社庆工作和新中国60年大庆结合起来,围绕“魂系祖国,心系出版”开展一系列活动。出版社将制作几个专题片来总结我们的发展,分别是:艺术专题、国家基础教育教材专题、重大项目专题、教师教育专题和为“三农”服务专题等等。我们将以“打造精品,外树形象,内练素质”来迎接25周年社庆,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出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
 
  人物简介:周安平,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编审,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十佳编书人”等荣誉。责编的20余种图书、主持的10多项科研项目成果获国家级、省市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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